小田切告诉“笨杀手”一些国际公法的常识:不可以到外国去谋杀不同政见人士。同时,他还出谋划策,希望通过“敦睦交谊之道”来实现中日两国亲交。康、梁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满腹阴谋诡计的刘学询于是大开茅塞,开始做起与日本结盟的美梦。

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后,逃亡到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及其同党不断“恶毒攻击”慈禧太后一伙。慈禧恨得咬牙切齿,必欲除之而后快,但如何下手却是个大难题。10月13日,有“智多星”之称的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密奏一本,慈禧读后眼前一亮,决定依计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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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合好》图,清末扬州杨家埠年画。1903年,俄国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威胁到日本在东北的利益。在共同的利益之下,中日有了合作的基础。或许是在清政府鼓动之下,中国民间艺术中,出现了宣传中日政治谈判和好的画面。

杨崇伊,字莘伯,江苏常熟人,光绪庚辰进士,入翰林,任编修。早在政变前的9月18日,他就通过奕劻向慈禧密呈《大同学会蛊惑士心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折》,声称康党搞的“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康党确实和孙中山合作在日本横滨开办了大同学校),要求慈禧周咨博访,密拿大同学会中人,分别惩办,以正人心。这些话打动了正因光绪帝谋开懋勤殿向她要权而十分恼火的慈禧。19日晚,她突然离开颐和园,返回大内,加强对光绪帝的监视约束,成为戊戌政变的前奏。

众所周知,近代历史上,中日一直是对宿敌。然而,近年来,有清学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发现了罕见的史料:戊戌变法之后,清廷曾经主动向日本示好,甚至提出结盟的主张。然而,奇怪的是,如此重大的外交行动,却难以在清宫档案中找到完整的记录。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孔祥吉教授,多年致力于晚清外交史研究,可他也只找到只鳞片爪的上谕、国书、密电等历史文献,这对于多年爬梳史料的孔教授而言,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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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盘桓在孔祥吉的心头,直到日本政府传来一个好消息。

从1971年以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日本防卫厅图书馆等机构,向世界开放了自明治初年以来的日本政府档案。在这批档案中,保存着日本外务省对近代中国的情报分析,远比中国自己的档案还要完整、客观。中日结盟的全部痕迹,在这里静静的躺了许多时日,直到孔祥吉的到来。

话要从1898年9月说起。戊戌变法失败后,以慈禧、荣禄为首的清廷守旧势力重新上台执政,他们杀害了谭嗣同等六君子之后,又疯狂地迫害与新政有关的人士,并对逃亡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耿耿于怀。再加上康、梁等人在海外不断发表言论,痛斥慈禧一伙仇视新政,迫害异己的荒唐言行,更使得守旧派怒火中烧,恨不得将他们立即处死。

然而,当时的内外环境对守旧派非常不利。慈禧等人的倒行逆施,不但遭到了国内进步人士的反对,在国际上也陷入孤立。除了沙俄,英、日、法等国都纷纷对维新派人士表示同情。慈禧、荣禄等人虽然扼杀了改革,却感到惶然,无依无靠。

这时,一个戊戍政变的积极参与者,御史杨崇伊想出一个行刺的主意,他给慈禧上了一道奏折。

杨崇伊,江苏常熟人,光绪庚辰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此人虽然才高,但却是那个年代保守派为了投机邀宠不惜误国的典型。

戊戌维新之前,康有为组织了一个强学会,鼓吹变法。李鸿章亦不甘落后,表示赞助,自愿捐金二千两入会,却被会中诸子摈之。这些刚刚出道的改革家们,显然是觉得老李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一味主和,名声太臭,不屑于与他为伍。

可是,这些年轻人错了,他们太过于意气用事,缺乏政治斗争的策略。他们不懂得李鸿章周围,死党糜集。善于钻营的杨崇伊,是李鸿章的儿女亲家,因此,他自认为是李鸿章一党的分子,颇为亲家翁气愤不平。于是他最先上书,弹劾强学会。从此,杨崇伊自认为是戊戌政变的急先锋,并且获得了慈禧的关注。

孔祥吉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找到了这份奏折。

杨崇伊说,他找到一个自告奋勇的刺客,叫刘学询,他愿自备川资,以赴日本考察商务为名,暗行刺杀。值得注意的是,杨崇伊的奏折最后强调:臣所有折片,事关机要,吁恳皇太后密收,即军机大臣,亦勿宣示。慈禧听取了他的意见,绕开了专业的外交官僚。正因为如此,中国官方档案长期缺席这次外交的记录。

为了说服老佛爷,杨崇伊又去游说庆亲王奕和直隶总督荣禄,他们是保守派的骨干。这个计划最终得到了慈禧的允诺。

那个舍生赴死的刘学询又是何许人呢?康有为的死敌。孔祥吉找到1896年1月17日,康有为代御史王鹏运草拟的一份奏折,在文中,康有为参劾广东巡抚谭钟麟与广东士绅刘学询勾结,贩卖华工、私设赌场,贩卖鸦片。于是清廷下令彻查刘学询一案。刘氏为此东躲西藏,终日提心吊胆,从广东逃到上海一带躲避风头。从此,刘学询与康有为结下不共戴天之仇。直到戊戌政变发生,刘学询终于盼到报仇雪恨的时机,于是他找到御史杨崇伊,两人一拍即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