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已得到有效的克服,但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厚古薄今、颂古抑今、是古非今倾向的趁机膨胀,已不容忽视。而用儒学一家排斥诸子百家,用儒学中的一派排斥其他各派,用中国传统文化排斥外来文化,将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引向复古主义、国粹主义、国家主义和排外主义,这一倾向已初露端倪。

确立大历史观和科学历史观

董仲舒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人,人们对其历史定位与评价多有议论。有人说他的“独尊儒术”“三纲五常”为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误导了中国;有人认为他从“焚书坑儒”的“火堆”中救出了儒学,使刚刚统一的中国就有了统一的思想,对于中国长期的统一、稳定、发展、进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这两种观点,其实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历史文化观,而历史文化观直接影响着我们对历史文化的态度。
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一重要论述,阐述的正是当今时代我们应该坚持的历史文化观。坚持这一历史文化观,就要辩证处理好五个关系。
精华与糟粕。对待中华历史文化包括儒家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何谓精华,何谓糟粕?如何实践,后果如何?这些都需要认真思考。首先我们要承认任何民族与国家的历史文化,都有其精华与糟粕,这是历史文化的一种常态。对于历史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要分清孰多孰少,精华多者总体上可以说是一种优秀历史文化,糟粕多者总体上可以说是一种落后历史文化。我们应认识到,农业文明不等于落后的文明,长期在封建社会传承的文化并不一定就是糟粕性的文化。中华历史文化总体上看是精华多于糟粕的优秀历史文化。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文化自觉、自尊与自信,挺直自己的文化脊梁。
批判与继承。对待中华历史文化,要批判地继承。批判是手段,继承是目的,两者不能颠倒,不能只有批判没有继承。文化发展确有不破不立的问题,但破易立难。荀子讲过:“旧礼已废,新礼未立,必生乱象。”在这方面,中华民族曾付出沉重的代价,需要清醒理智地进行反思。而今,我们的文化发展进入了继承、弘扬、转化、开新的新时代,要立字当头、建设为主。对于历史文化,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要从“批”与“破”的惯性中解放出来。批判的武器是需要的,但不当的批判会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
文化与政治。从一定意义上讲,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一种文化存在。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命,道德是文化的灵魂,历史是文化的筋骨。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虽然它反映特定阶级的文化主张,但也决不可能脱离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文化。中华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创造力的源泉。我国历史上,不同王朝的统治者不管主推哪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也不可能“揪着自己头发”离开自己本土的历史文化。这反映出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几千年来,统一、稳定、进步是中国历史的主流,这与中华历史文化有直接关系,不能简单地把中华历史文化贴上“皇权专制”的标签。
动力与阻力。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历史文化究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还是阻力?中国近代的落后使阻力论逐步成为主导,很多问题都归罪于儒家思想。实践证明,这样的认识是不客观的。1984年,谷牧先生曾指出:“有许多人认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经济发展不快,就是因为吃了这位老夫子的大亏,这是第一种看法。当代国外又有与此相反的第二种看法,认为世界二战后经济发展快的,多是儒学影响较深的国家和地区,被提到的有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近几年来我国大陆也被列入这个名单。”这两种看法,一种是阻力论,一种是动力论。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伟大成就,我们更应该认识到“西方中心论”历史文化观的局限性,认清中华历史文化的当代价值,树立正确的历史文化观,使中华历史文化更多地成为我们发展的动力。
本土与外来。文化历来是多彩多样的,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互动也是不可避免的。但任何一种外来文化,不论其如何高明,若不实现“本土化”,就会水土不服,难以生存与发展。因此,对待外来文化我们切不可照抄照搬。我们党对此有着清醒认识。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历史文化中的精华相结合。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在中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为了能够充分利用中国极其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还中国传统文化以本来面目,给它们以恰当的历史定位,真正做到在批判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

怎样才是在批判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
首先,要确立一种大历史观,一种科学的历史观,一种整体化的历史意识。这就必须将回顾往昔、立足现在、开创未来这三者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将立足中国、环顾世界、纵贯古今中外这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为什么要重视传统文化?因为我们现今的一切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历史地形成的。传统文化是历史的重要构成部分,它不是一堆僵死的骸骨,不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批颓垣残壁。传统文化作为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积极参与造就了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环境、外部世界以及作为主体的我们自身。历史是现实世界的真正母体。历史将告诉我们,现实的人从何而来,现实的外部世界从何而来。传统文化从来没有远离现实世界而蒸发一空,它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可以说仍然无往而弗届,渗透在现实的人和现实世界的各种机体、各个细胞中。人们在创造历史,开辟未来,但他们的创造,无论是客体,还是主体,都不能游离于历史的联系而独立存在,他们的创造活动只能在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历史所提供的有限范围内进行。这种大历史观认为,历史不是仅仅给人们增加一些知识、一些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它的真正意义在于让人们清醒地认识自己从哪里来,自己所处的世界从哪里来,清醒地认识自己究竟是什么,自己所处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清醒地认识自己将能够做什么,能够改变什么,自己所处的世界能够做什么,能够改变什么。只有在过去、现在、未来三者的统一中,在中国自身、周边国家及整个世界的统一中,才有可能正确认识全部历史联系的真正意义,才有可能正确估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价值,才有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真正做到在批判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
在批判中继承,不是重复往昔惯常所做的那样将传统文化简单化地划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个人,区别精华与糟粕的标准,不可能一致。
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批判的真正意义,是给历史事物以客观而准确的历史定位,了解它们的发生、它们的存在具有什么样的历史合理性,它们被否定以及被新事物所取代,又具有什么样的历史合理性。这就必须深入研究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因哪些条件、哪些机缘而产生,而发展,而演变,又因条件发生哪些变化、机缘怎样丧失而无法继续存在,最终不免为新事物所取代。批判,是非常深入的历史思考,是站在更高的立足点上以更广阔的视野对先前的事物重新加以估定,对它们的前因、过程、后果、存在的价值重新加以评判。
就以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政治文化而论,基于“民唯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伦理而形成的国家与社会治理体系,包括依靠不同阶层之间经常流动、在地域之间经常流动的选贤举能进行国家与地方专业治理的体系,以及凭借家庭、家族、乡里等社会自组织进行自我治理的体系,这些体系,如果不是放在一个更长的时段和一个更广大的空间范围中,而是用一时一地的某种固定标准来评价,或者舍弃制度性恒长起作用的基本面,而列举一大批反其道而行之的事例来评价,就很难对其利弊得失和其真正的价值作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公允结论。
以中国亦已绵延数千年的农耕文化而论,至少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就是它依以存在的最基本的形态。《孟子·尽心上》中说:“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这就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后来,随着人口增加,耕地面积不再那么大,正是这一小农经济,造就了中国自力更生、勤俭力行、去奢宠俭、量入为出的文化传统。中国农耕经济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可以买卖,可以租赁,可以流动,可以进入市场,这会导致土地由分散而集中,导致两极分化,但它确实给小农经济注入了强大活力和再生力。国家为确保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用限田、均田等方法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支配权,阻止或限制土地进入市场。这又形成了国家与市场互动的传统。当国家和豪强地主相结合,不再维护小农利益时,广大流离失所的农民便会奋起反抗,直至使用暴力打落皇冠,横扫豪强,重建小农所期盼的秩序。土地由分散而集中,国家由足民足食、抑制豪强,而逐渐转向横征暴敛、纵容豪强,形成中国农耕社会的周期性危机和周期性重建。这就是中国农耕文化的自我更新、自我修复的传统。
中国传统的以群体为中心而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结构、社会伦理、社会文化,中国传统以义利兼顾为最高诉求而反对见利忘义的经济伦理,都必须和中国农耕文化传统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获得较为深刻的理解。
确立了这样的大历史观或科学的历史观,就能在一个很长的时段内,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内,客观而深入地认识与评估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历史遗产,揭示它们存在的意义和内在的价值。

怎样才是在批判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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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确立一种大历史观,一种科学的历史观,一种整体化的历史意识。这就是必须将回顾往昔、立足现在、开创未来这三者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将立足中国、环顾世界、纵贯古今中外这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将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精髓结合起来

为什么要重视传统文化?因为我们现今的一切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历史地形成的。传统文化是历史的重要构成部分,它不是一堆僵死的骸骨,不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批颓垣残壁。传统文化作为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积极参与造就了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环境、外部世界以及作为主体的我们自身。

要理直气壮地正面阐明,中国共产党人在近一个世纪奋斗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成功结合起来,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批判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的伟大践行者。
可以从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三个环节,了解深得中国文化精髓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够最有成效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推进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事业。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坚持实践第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提出“从实际的前提出发,它须臾不离这个前提”,“在玄想终止的地方,在实际生活那里,也正好就开始了实际的实证的科学”。这和中国传统的实践主义、经验主义、历史主义文化非常容易衔接和互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坚持以现实的人、人与人的现实交往、现实关系为主体,坚持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坚持以最广大的人民大众为主体,这和中国传统文化以群体为本,以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直至天下的命运共同体为最高价值,很自然地最容易互相理解、互相印证、互相融通。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唯物辩证法,这和中国 《易经》 的一阴一阳为之道,《老子》 所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及儒家所倡导的“中为大本,和为达道”的辩证思维,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不可逾越的障碍,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辩证法的运用得心应手,出神入化,正是充分掌握了辩证法精髓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了现代先进的工业文明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秘诀,恰恰在于它创造性地将现代先进的工业文明和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农耕文明内在力量的激发与重组,使之成为中国建成现代先进工业文明最有力的推动者,而这一点可能正是中国共产党所开辟的中国道路、所创立的中国模式真正的基本点。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最杰出的代表毛泽东,他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特别从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和最广大的农民这一实际出发,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将广大农民组织成为一支具有极强战斗力的现代军队,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取得了武装斗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毫无疑问是实践主义认识论、人民主体的本体论以及革命辩证法的伟大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土地改革和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又一次将广大农民动员起来,在新的基础上用新的形式重建了中国的大一统政治秩序,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各民族的团结,并为中国向现代工业文明全面转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和极为宝贵的经验。这可以称作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这也是实践主义认识论、人民主体的本体论以及革命辩证法的伟大胜利。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主导的改革开放,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发展乡镇工业开始,引发城市和国有企业改革。中国农村又贡献了数以亿亩计的土地,由农业用地转变为工业用地、交通运输业用地和城市用地,激发了巨量资本积累与集聚,吸引了巨量外资的进入;中国农村还贡献了几亿青壮年农业劳动者转变为工业和城市劳动者,造就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超大规模的快速发展,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超常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仅用了短短几十年时间,实现了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全面飞跃,中国摆脱了两三百年来的贫困落后局面,一跃而为具有世界重要影响力的巨大经济体。在中华文明这一历史性的巨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村无愧为第一大功臣,人们无论如何都不能低估他们的勤奋、劳动、无私的奉献、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所做的贡献。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传统的农耕文明成为现代先进工业文明的同盟者、支持者和最有力的推动者,这当然更是实践主义认识论、人民主体的本体论以及革命辩证法的伟大胜利。
中国现在不仅要全面建成小康,而且要全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将在已取得的成就基础上,再一次依靠广大农村,建设新型的生态文明。那很可能是第四次农村包围城市,农村支持城市。面对这一新的历史性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人会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结合提到一个更新的高度。中国今天已深度进入全球化,并一步步从边缘半边缘走向世界性联系的核心。中国将成为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历史形成的稳定的命运共同体,在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将承担更大的责任,也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立足这样一个高度,中国共产党人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对中国传统文化坚持在批判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将开辟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达到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也将在应对中国和世界这一全新挑战中谱写出崭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