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现代日本经济》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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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最突出的特点是互利共赢。”吕耀东说。“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目的是倡导世界沿海国家在共同保护海洋的前提下,共同和平利用海洋,通过海上贸易维护自身权益。”

  在海疆史研究取得显著进展的同时,也应看到该领域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

11月30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历史地理学专题讲座第四讲在公共教学一楼1406教室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李国强研究员应邀作了题为“南海问题的历史与现状”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清史研究所华林甫教授主持。

在涉及领土和主权的问题上,面对种种不可理喻的挑衅,中国的立场一向坚定而明确:不是我们的,一分不要;该是我们的,寸土必保。无论是在东海还是南海,中国的海洋权益都是历史形成的,并受到国际法的保护。这就是我们的底气所在。

  第三,对涉及领海主权、海洋权益的重大问题,缺乏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对侵犯我领海主权和权益的突发事件,缺乏必要的历史总结、预案研究和对策研究。

历史文献证据是中国拥有南海主权的法理基础。李国强研究员以国际法中关于取得和确定领土主权若干指标的界定,即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经营、最早并进行了连续不断的行政管辖,依据翔实史料、逐一严谨验证,证明了最晚在汉代,中国人民已首先发现南海诸岛,并在东汉以后形成了南海最早的称谓——“涨海”,唐宋已将其列入“琼管”范围,明清则属广东省琼州府万州,并纳入海防范围、行使军事守卫之责,中华民国则进一步以官方正式公布的《中国南海各岛屿图》(1935)、《南海诸岛位置图》(1948)加以明确并宣告世界。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具有合法的唯一性和连续性,得到众多中外文历史文献的证明。在这一过程中,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中国在南海的主权、管辖权提出挑战。我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是无可争议的。

中国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近年来,中国的海洋安全形势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趁机煽风点火。比如,美国前国务卿、下任美国总统热门人选希拉里·克林顿近日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声称中国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和南海加强活动,“非常具有攻击性。”

  [196]《日本学刊》1996年第6期。

近期,以美国、菲律宾为代表的非当事国与当事国对我国南海“断续线”提出质疑,南海“断续线”的性质也引起了国内外政界、军界、学界的广泛讨论。李国强研究员回顾了南海“断续线”的形成过程,介绍了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民国政府绘制南海相关地图及收复南海诸岛的历史档案,指出“断续线”界定了我国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主权和管辖权范围,客观反映了我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所有权”,其法律地位不容置疑,而一些国家借助《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否定我国南海“断续线”的实质,不过是妄图削弱乃至剥夺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对近期菲律宾单方面向国际海洋法庭所提交的仲裁案,李国强研究员也作了关于中方立场及其原因的说明。

比如,《更路簿》即“南海航道更路经”,又名“更路经”、“更路传”,是海南渔民自古以来自编自用的航海“秘本”,是一种记录航海知识的手抄本小册子及手绘的航海地图,为证明西沙和南沙群岛自古属中国领土提供了有力证据。

  [74]暨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结合多年学术和政策研究经验,以及多次在海南及南海诸岛的实地调研,李国强研究员建议制定国家海洋战略和“海洋法”,以开发建设体现存在和利益,并加大海军建设,从战略高度提出了未来解决南海问题的思路。

无数的史料和研究都已经证明,中国一直以来都是海洋大国。曾经,一条连接中西的海上大通道——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见证了当时中国在海洋之上的驰骋。

  [7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李国强研究员将南海争议划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以军事占领为主要特征;80年代至90年代,以“宣示”主权为主要特征;进入本世纪以来,则以固化主权,趋向国际化、地区化、司法化为主要特征。他指出,南海争议的核心是南沙部分岛礁滩沙的主权归属和南沙部分海域划界,本质是安全利益和战略资源。目前南海争端仍然处于高位运行状态,短期内没有缓和的迹象,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既存在一些机遇,但也面临重大挑战,尤其是在岛礁实际控制、油气资源开发、域外国家介入、潜在冲突预期等方面,形势难容乐观。南海问题之所以日趋复杂化,与美国因素密切相关。李国强研究员重点分析了美国各个阶段南海的基本战略及其转变,尤其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提出以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新动向及其意图。

而且,《公约》不能追溯既往。《公约》1994年生效,可是中国对南海诸岛礁及相关海域由历史形成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是在2000多年间形成的。作为《公约》的签署国,中国尊重《公约》。不过,它不能追溯和重新划分历史上形成的各国的主权、主权权利和海域管辖权,同时它承认各国关于海洋和岛礁的历史性权利。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海疆史研究始终处于成长和发展的进程当中。随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不断繁荣,我国大陆学术界在海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学术成果大量问世,研究的内容、研究的层面、研究的深度、研究的广度以及史料的挖掘、整理、利用等,均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不仅在传统研究领域涌现新的观点、取得新的突破,而且研究领域得以大大拓宽。

李国强研究员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南海问题的历史与现状,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我国南海主权的历史形成、南海问题现状、美国与南海问题、南海“断续线”问题、解决南海问题的思考。

吕耀东认为:“在东海问题上,我们主张大陆架自然延伸,这符合联合国相关海洋法的规定。然而,日方无视国际法的依据,把所谓的‘中间线’强加于中国,这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

  2.关于海上丝绸之路及海上贸易史的研究

李国强研究员是中国著名海疆问题专家,发表了有关南海、钓鱼岛等海疆问题的多部专著和数十篇论文,在学术界享有盛誉。作为中央多个部门的咨询专家,他先后主持中央国家机关交办的多项涉海重大问题政策研究,直接或间接参与了一系列重大涉海涉疆问题决策;发表的一系列成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极大地影响了公众对海疆问题的认识。2011年荣获由国家海洋局等部委评选的
“2011年度十大海洋人物”称号。

2012年9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了《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书中明确指出,在经营海洋和从事海上渔业的实践中,早在十四、十五世纪,中国就发现并命名了钓鱼岛;早在明朝初期,为防御东南沿海的倭寇,中国就将钓鱼岛列入防区。清朝不仅沿袭了明朝的做法,继续将钓鱼岛等岛屿列入中国海防范围内,而且明确将其置于台湾地方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

  [204]《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面对一片炫目的海蓝,中国信心满满。

  [101]《海南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海上丝绸之路 来源:人民网

  [124]中华书局1994年版。

上海交通大学极地与深海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薛桂芳也相信:“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能促进经济发展,在国际上推动和平正义正能量的传播,对于比较敏感的海洋权益争端的形势会起到一个缓冲作用,可以更多地强调合作与发展,降低发生冲突的概率。”

  [81]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始于秦汉以前,盛于明朝。在古代交通条件极度恶劣的情况下,这条丝绸之路的海上通道连接着古代中国、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先民便从广东的徐闻、合浦港口出发,前往南海进行开发。而在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中,早在唐代以前,就有华人在南洋一带开疆辟土,休养生息。明代郑和下西洋,更是发展并巩固了海上丝绸之路。恢宏的船队所到之地,都给当地人带去了巨大的冲击。

  [102]《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2期。

而且,正如龚迎春指出的,二战结束后,《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明确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归属中国。日本政府在《日本投降书》宣示“承担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这也就意味着,日本以法律形式明确放弃了其所攫取的所有中国领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作为“台湾的全部附属岛屿”的一部分,自然也包括在日本归还给中国的领土内。

  中国海疆史研究的范围至少包括三个方面:我国拥有主权的海域;我国拥有主权或管辖权的岛屿;沿我主权海域的陆地部分,即海岸线部分。中国海疆史研究的学术范畴大体上包括历代海疆疆域史、历代海洋政策与海洋思想史、历代海防史、历代海上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史等等。其中以历代海疆疆域史所涉及的内容最为多样,不仅包括历代海疆疆域的通史性研究,而且包括南海、钓鱼岛、海南、台湾、香港、澳门等专题性历史研究。

如今,海上丝绸之路穿越历史长河,以崭新的面貌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瞩目。

  [12]福建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这一战略体现了中国海洋事业历史传承性和现实创新性统一。”王晓鹏认为,“该战略的推进表明了中国解决海洋问题的最大诚意和信心。这一战略使中国能够与有关国家建立互信,达成共识,管控危机,对缓和南海局势起到重要作用。”

  [78]《南方文物》1997年第2期。

自古以来,钓鱼岛、南海诸岛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不是简单的外交辞令,而是有众多中外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作为证据支撑的事实。

  [125]三联书店1995年版。

南海诸岛的归属也有史实支撑。“在南海岛屿主权和海洋管辖权方面,我们拥有唯一压倒性的完整历史证据链和国际法理优势。”中国社科院海疆问题专家王晓鹏认为,“从2000多年前的东汉时代起,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开发经营南海岛屿和海域。从宋代起,中国政府对南海岛屿和海域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行政管辖,而南海周边其他国家并没有做到。”

  [6]三联书店195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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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界知识》1954年第15期。

“钓鱼岛自古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外交学院国际法问题专家龚迎春说,“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并利用钓鱼岛,对钓鱼岛进行了长期管辖。在这方面,中国拥有无可辩驳的历史和法律依据。”

  关于南海诸岛历史的研究也较为集中。一方面围绕南海诸岛历史开展研究,另一方面从新的角度对我国南海诸岛主权进行论证,代表性成果有谭其骧《七洲洋考》、[36]韩振华《七洲洋考》、[37]史棣祖《南海诸岛自古就是我国领土》[38]、林金枝《南海诸岛范围线画法的由来演变》、[39]劳祖德《清末关于东沙岛的一次中日交涉》、[40]韩振华《西方史籍上的帕拉塞尔不是我国西沙群岛》、[41]张鸿增《从国际法看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42]戴可来《漏洞百出,欲盖弥彰》[43]等。

此外,日、菲、越在东海、南海频频挑事的过程中,时不时跑到联合国这个舞台上表演。但事实上,他们在这里实际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51]《南洋问题研究》2006年第1期。

中国的海洋权益还有一系列条约、公约的支撑。

  [2138acom太阳集团官网,84]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年版。

去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印度尼西亚时,发表演讲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去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118]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历史上,钓鱼岛和南海诸岛都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渔区和实行行政管辖的范围。”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说,“现在,某些国家无视历史的存在,采取一些挑衅行动,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对台湾史的研究,是学术界着力较多的领域,成果相对丰富,代表性论文有丁名楠《台湾历史概述》、[17]荣孟源《台湾设巡检司时间》、[18]王芸生《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19]刘大年《1874年英国与日本合作进攻台湾的经过》、[20]王绳祖《1874年日本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和英国的“调停”》、[21]余绳武《美帝早期的侵台阴谋》[22]等。在台湾史的研究中,关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问题成为研究热点,代表性成果有朱杰勤《郑成功收复台湾事迹》、[23]刘经发《郑成功收复台湾》、[24]陈国强《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间问题》[25]等。

1982年通过、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建立了国际海洋法律新秩序。《公约》明确提到,要“在妥为顾及所有国家主权的情形下,为海洋建立一种法律秩序”。吕耀东说:“这表明,《公约》并没有赋予自身变更国家领土主权的职能,也不可能成为裁判国家间领土主权争议的依据。”

  [8]湖北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昔日的辉煌今日绽放出崭新的活力与魅力。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中国发展海洋事业、维护海洋权益带来了新的机遇。

  [173]《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13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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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1期。

  [212]《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2)台湾史研究。海峡两岸关系经历了从对立到缓和的漫长过程,期间大陆学术界对台湾史的研究从未中断,尽管受两岸关系的制约,不同时期的研究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但依然不乏理论的创新和推进。这一时期,大陆学术界在台湾史的研究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一批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先后问世,如陈孔立《台湾通史辨误》、[107]《台湾历史纲要》[108]和《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109]周文顺《台陆关系通史》,[110]杨彦杰《荷据时代台湾史》,[111]陈在正《台湾海疆史研究》[112]等。此外还有大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从不同方面对台湾历史进行了研究,如徐晓望《论晚明对台湾、澎湖的管理及设置郡县的计划》、[113]王政尧《简论清初收复台湾》、[114]李祖基《清代台湾行政区划的变迁与台湾历史》、[115]安京《清朝消极治台政策与台湾行政区划的设置》[116]等。

  [121]《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

  [123]《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3期。

  一是国内相关机构保存了大量档案文献,特别是清末民国时期的档案涉及到海域管理、岛屿开发、经济社会变迁等多个方面,这些档案不仅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且对于海疆史的研究有重要史料价值。但是,这些档案至今未得到充分利用,以此为基础开展海疆史研究的成果更是鲜见,甚至在国家级历史档案馆和沿海省市档案馆等部门所藏的相关档案不仅尚未得到有效整理,而且还面临着保护不善、损坏严重的窘境。而外国保存的有关中国海疆历史的中文和外文文献、资料、档案更是难以问津,甚至难窥其貌。文献、资料、档案的欠缺已经成为海疆史研究中的“瓶颈”问题。

  [42]《红旗》1980年第4期。

  在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海疆史研究持续深入,可以说近30年是中国海疆史研究硕果累累的时期,研究内容的全方位、研究成果的创新性都得到大大提高,逐步形成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的基本学术体系。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出版的有关海疆史研究的专著、译著约有上百种,各种论文集、资料集、工具书100多种,发表专题学术论文达数千篇、研究报告近千篇,几乎涵盖了海疆历史和现实问题研究的各个领域。

  在海外贸易史研究方面,主要成果有卢苇《宋代海外贸易的发展表现在哪些方面》、[13]刘勉之《元代的民间海外贸易》、[14]田汝康《十五至十八世纪中国海外贸易发展缓慢的原因》、[15]韩振华《1650—1662年郑成功时代的海外贸易和海外贸易商的性质》[16]等。

  关于清末中、日交涉琉球的问题,近十余年来深受学术界关注,从“琉球案”本身的交涉到宗藩关系的解体,研究者都展开了富有成效的探讨,代表性成果有戚其章《日本吞并琉球与中日关于琉案的交涉》[209]和《李鸿章与中日琉球交涉》、[210]马钰《日本吞并琉球与清政府对日交涉》、[211]王瑛《李鸿章与琉球宗主权的丧失》[212]、王营《日本吞并琉球与清代中琉宗藩关系的终结》[213]等。

  [39]《南洋问题》1979年第4期。

  [11]中华书局1962年版。

  [165]《国际问题研究》1989年第3期。

  [166]《东南文化》1996年第4期。

  [145]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2]《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1期。

  [140]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

  [18]《历史研究》1955年第1期。

  涉及澳门史、海南史、中琉关系史的代表性成果有洪启翔《明季葡萄牙对中国的侵略和它对我澳门的窃据》、[26]郭沫若《说儋耳》、[27]谭其骧《李德裕谪崖州》、[28]张一纯《谈海南岛历史的二三事》、[29]董蔡时《琉球与中国的历史关系》[30]等。

  [109]《海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36]《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6期。

  [75]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澳门史研究。新中国建立之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内地学术界对澳门史的研究较为薄弱,上世纪80年代之前仅有为数不多的学术论文发表,而从80年代以后,对澳门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相关论著不断发表,其中葡萄牙占据澳门的时间及经过、明清对澳门的管理、澳门对外贸易史、澳门历史人物、文化思想、史实考订等均成为研究热点。

  [218]《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0期。

  三

  转载请注明: 马光 2019年05月23日 于 海交史 发表

  [162]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185]《国际论坛》2005年第2期。

  [147]《学术研究》1998年第8期。

  [4]江西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138]《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146]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26]中华书局1995年版。

  [220]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

  4.关于海疆专题史的研究

  二是关于中国拥有钓鱼列屿主权的法理依据研究。代表性成果有刘文宗《从历史和法律依据论钓鱼岛主权属性》、[194]邹晓翔《钓鱼岛主权与划界分离论》、[195]王翰灵《中国对钓鱼岛拥有主权法律依据充分》、[196]谭晓虎和汪开明《从国际公法角度论钓鱼岛主权归属》、[197]鞠德源《从地图看钓鱼岛列岛的主权归属》、[198]尹立杰《试论钓鱼岛领土争端》、[199]李清川《国际法视角下的钓鱼岛问题》[200]等。学者们以国际法的原始发现、行政管辖、经济活动、自然延伸等原则为基础,进一步论证了钓鱼诸岛主权属于中国是符合国际法原则的。

  [35]《福建论坛》1982年第3期。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是海疆史研究艰难探索的时期。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海疆史研究面临诸多困境,一方面学术界对海疆史的认识依然没有大的改观,构建海疆史学科体系仍然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另一方面存在种种学术外因素的干扰。因此,除台湾史、南海诸岛史等专题领域外,海疆史研究基本上呈现低迷的状态。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关于海疆史的基础理论研究既不系统也不完善,但依然具有突出的特点:其一,学术研究紧扣时代要求,在对台湾史、南海诸岛史持续研究的基础上,对海上交通史、海上贸易史、钓鱼岛及中琉关系史的研究不断进行探索;其二,出版或发表了一批理论价值高、实践意义强的学术成果和学术资料,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又取得突破性进展。

  [215]《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3期。

  [43]《光明日报》1980年6月9日。

  [83]中华书局2006年版。

  此外学者们还发表了大量论文,其中有关香港近代史研究的成果最多,代表性有邓聪《古代香港历史的新发现》、[126]郭双林《晚清香港设领问题初探》、[127]刘存宽《英国强占香港岛与所谓“穿鼻条约”》[128]等。囿于文献、史料的匮乏,有关香港古代、特别是宋代以前经济活动问题始终是香港历史研究中的难点,汤开建《宋代香港地区的盐业生产及盐的走私》、[129]徐日彪《近代香港华商的崛起(1841年—1900年)》、[130]郭卫东《香港开埠初期与内地贸易研究:以〈虎门条约〉第十三款为案例》[131]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57]《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32期。

  [41]《光明日报》1980年4月5日。

  中琉关系史在钓鱼岛归属问题研究上有特殊意义,随着一批重要的档案资料不断被发掘,大大地推进了中琉关系的研究。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明清时期中国对琉球的册封、清代琉球对中国的朝贡、清代中琉贸易问题等。同时,学术界还对新近发现的有关史料进行了研究。代表性成果有米庆余《琉球历史研究》、[206]王晓云《明代中国、日本、琉球关系之研究》、[207]柳岳武《明朝时期中、日、琉球关系研究》[208]等。

  [2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5]《新建设》1964年第8—9期。

  第四,研究力量分散,没有形成集团优势。目前学术对海疆史研究界既缺乏总体规划和相互协调,又没有一个专门从事海疆史研究的科研机构,使得学术交流和沟通渠道不畅通,研究力量各自为“战”,研究课题重复,不仅造成学术资源的浪费,而且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普遍不高,学术创新能力受到严重制约。由于研究经费匮乏,诸多重大课题,特别是跨省市、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课题无法开展,一批珍贵的历史文献无法整理、出版,不少重要的国外研究成果不能及时地翻译、出版。

  [195]《现代日本经济》1995年第1期。

  [192]《岭南文史》1997年第1期。

  [187]《贵阳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2期。

  [31]《历史研究》1978年第10期。

  [69]《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5期。

  [48]《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154]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199]《海洋开发与管理》1997年第1期。

  [149]《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2期。

  与陆地边疆史研究有所不同的是,60年来中国海疆史的学术研究不仅因循学术发展的规律、助力哲学社会科学的不断繁荣,而且与社会发展的现实紧密相关。其一,我国重视海洋,致力于发展海洋事业,海洋日益成为我国社会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之一,从而促使海疆史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和强劲的上升势头;其二,我国海洋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始终面临着严峻挑战,海上安全、海上划界问题直接影响着地区稳定和双边关系,这一现实一方面给海疆史的理论研究提出了诸多命题,另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海疆史研究不断深化。

  [155]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关于钓鱼岛历史及中琉关系的研究。钓鱼岛主权是中日两国之间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海疆史研究中较为传统的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该领域研究持续开展并有近百篇学术论文和多部学术专著先后问世。该研究领域最引人关注的成果是吴天颖《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183]和鞠德源《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184]两部专著。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41]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07]《海南史志》1994年第2期。

  [44]《学术月刊》1980年第3期。

  肇始于元代的“海禁”政策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这一时期对该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邓端本《试论元代的海禁》、[52]李宪堂《大一统秩序下的华夷之辨、天朝想象与海禁政策》、[53]卢建一《明代海禁政策与福建海防》、[54]李金明《论明初的海禁与朝贡贸易》[55]和《明代后期部分开放海禁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56]叶萍《明清海禁立法之比较》[57]等是代表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