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飞的妈妈姓吴——(吴氏生飞)无事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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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不得上次博文是多少个月以前了,好歹贴点东西算是烧荒。

许纪霖 (进入专栏)
 

我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划为六代人,以1949年为中点,前三代暂且不提,后三代以文革为中心,分为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文革后一代。其中最受瞩目的是文革一代,这一代有各种说法,老三届、红卫兵、知青、新三级等等。他们在文革之初是初中、高中生,1969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成为知青,文革之后其中的佼佼者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基本集中在77、78、79这三级,毕业之后成为各个领域的精英,今天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都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纪苏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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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文革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入学的77级大学生,同学里面大部分是老三届,他们塑造了我们那届学生的主流风格。我当年只有20岁出头,属于红小兵一代,在77级里面是年龄最小的之一,比较边缘。由于身在庐山,又处于边缘,有些问题反而可以看得比较透彻。

  大文拜读了,总的倾向我是同意的,但作为学历史的,有些小小的估计或有不同看法。

  
我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划为六代人,以1949年为中点,前三代暂且不提,后三代以文革为中心,分为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文革后一代。其中最受瞩目的是文革一代,这一代有各种说法,老三届、红卫兵、知青、新三级等等。他们在文革之初是初中、高中生,1969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成为知青,文革之后其中的佼佼者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基本集中在77、78、79这三级,毕业之后成为各个领域的精英,今天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都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我是文革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入学的77级大学生,同学里面大部分是老三届,他们塑造了我们那届学生的主流风格。我当年只有20岁出头,属于红小兵一代,在77级里面是年龄最小的之一,比较边缘。由于身在庐山,又处于边缘,有些问题反而可以看得比较透彻。

我们这代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其人格塑造基本在文革当中就完成了,形成了几个共同的性格特征:第一,有信念,是执着的理想主义者。这个理想一开始是毛泽东缔造的共产主义红色理想,到80年代转化为实现中国的富强与现代化。这些理想是他们的生命所在,是支撑他们奋斗的核心因素。第二,红卫兵精神,质疑权威,敢说敢干,有造反的传统。第三,灵活嬗变。这代人经历过信念的生生死死,又有过上山下乡,社会阅历非常丰富。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在某种状况下,也会成为机会主义者,善变、识时务,跟着时代潮流走。这与理想主义既矛盾,又形成某种互补。这代人的理想不是教条式的(十七年一代有这种倾向),为了实现理想可以动用各种手段,最后手段代替了目标。这代人即使做学问,真正的兴趣也不在学问,而是为了救国救世,学问只是一个工具。他们是问题中人,并非学问中人。这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非常相像,但开风气不为师。第四,有强烈的使命感。毛主席当年说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于是红卫兵一代人思考的问题都很大,从中国到世界,都是宏大问题。有拯救世人的决心和野心。

  一个是,我在做民国时期的学术史的时候,发现很多后来大大有名的文人学者(恕我不提名字了,实在是大大有名,主要是文学口、哲学口的,我们历史口的虽有,主要限于世界史和史论,微乎其微),基本上把外国人的东西拿来“编译”了,就署上自己的名字。要按照今天的标准,一律算是抄袭。这样的书和文章比比皆是,是时代使然,可以理解,不必苛求,也没有人跳出来把他们骂一顿,因为他们都已谢世,骂一顿也不会为自己身上添多少光彩。所以还是骂现在风头还健的人比较好。但说1985年前如何如何,就未必了。

  
我们这代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其人格塑造基本在文革当中就完成了,形成了几个共同的性格特征:第一,有信念,是执着的理想主义者。这个理想一开始是毛泽东缔造的共产主义红色理想,到80年代转化为实现中国的富强与现代化。这些理想是他们的生命所在,是支撑他们奋斗的核心因素。第二,红卫兵精神,质疑权威,敢说敢干,有造反的传统。第三,灵活嬗变。这代人经历过信念的生生死死,又有过上山下乡,社会阅历非常丰富。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在某种状况下,也会成为机会主义者,善变、识时务,跟着时代潮流走。这与理想主义既矛盾,又形成某种互补。这代人的理想不是教条式的(十七年一代有这种倾向),为了实现理想可以动用各种手段,最后手段代替了目标。这代人即使做学问,真正的兴趣也不在学问,而是为了救国救世,学问只是一个工具。他们是问题中人,并非学问中人。这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非常相像,但开风气不为师。第四,有强烈的使命感。毛主席当年说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于是红卫兵一代人思考的问题都很大,从中国到世界,都是宏大问题。有拯救世人的决心和野心。

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的大学有一种特殊的氛围。要了解这代知识分子,就要从了解当时的大学氛围开始。当时校园政治非常活跃。思想解放运动的各个波段,在大学里面都有直接的反应,大家都非常关心国家大事,谁谈个人前途谁庸俗。1980年竞选区人民代表,当时从北大到全国各个大学,都是一件大事,民主选举,激烈竞选,大家都将它看作是中国民主的政治预演,许多学生都站出来竞选,发表竞选演讲,因此还出了一些风云人物。我们这代人很讲政治,无论做什么,政治敏感性都很强,这个特点一直保持到今天。我1982年毕业之后留校任教一直到今天,看着大学这三十年一路变化,感到很明显的一个变化是,当年大学的公共生活非常活跃,校园里充满政治色彩,但是没有私人生活的空间。今天是倒过来,大学生的私人生活非常自由,但是公共生活的空间相当狭隘。

  另一个是,本人在高校工作,对中学也还算了解。现在的新一代革命青年,抄袭的本事比上代大得多。君不见网上下载后对付作业、论文的情形数以千万倍于前!姑不论是何因素造成的,但胆子之大,技术之高,范围之广,我们这代只能望洋兴叹,自愧不如。现在雇枪手写一篇硕士论文价格多少,一篇博士论文价格多少,我们那时再怎么不规范,也不敢这样,基本属于闻所未闻。他们没当过红小兵、红卫兵,但这种事儿从当年科举考试夹带就有,大约也可以属于“跨世纪”的吧。

  
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的大学有一种特殊的氛围。要了解这代知识分子,就要从了解当时的大学氛围开始。当时校园政治非常活跃。思想解放运动的各个波段,在大学里面都有直接的反应,大家都非常关心国家大事,谁谈个人前途谁庸俗。1980年竞选区人民代表,当时从北大到全国各个大学,都是一件大事,民主选举,激烈竞选,大家都将它看作是中国民主的政治预演,许多学生都站出来竞选,发表竞选演讲,因此还出了一些风云人物。我们这代人很讲政治,无论做什么,政治敏感性都很强,这个特点一直保持到今天。我1982年毕业之后留校任教一直到今天,看着大学这三十年一路变化,感到很明显的一个变化是,当年大学的公共生活非常活跃,校园里充满政治色彩,但是没有私人生活的空间。今天是倒过来,大学生的私人生活非常自由,但是公共生活的空间相当狭隘。

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早期理想是革命的理想主义,文革之后革命的理想迅速幻灭,但新的理想又出现了,变为个人的英雄主义理想。我们当时读的畅销书都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还有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普希金、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等。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本书现在几乎没人提,当年却影响了整个一代人,因为它塑造的是资产阶级革命者,充满着个人主义的理想精神,这种精神在文革之后迅速焕发出来。那个时候的个人主义与今天不一样,今天是流行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自利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而当年的个人主义充满着英雄气概,“小我”的意义最后要通过“大我”做出贡献而得以实现。八十年代的启蒙实践也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展开的。比如80年代非常走红的“走向未来”丛书,两位主编金观涛、刘青峰夫妇写的文章,今天读来充满了理想主义的精神,他们的《公开的情书》哪怕是私人的爱情生活,都与国家与人类的宏大目标紧密相关。这种理想主义来自毛泽东时代,到八十年代,理想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但理想主义的内在结构却是一脉相传的。

  我常感叹今天的学人中基本上有好的历史素养的不多,于此可见一斑:为什么总是有人拿他刚学会没几年的标准去臧否二三十年前甚至更早的人和事呢?如果有人笑话他为什么小时候随地小便,说他一直不讲卫生,是不是也不大厚道呢?为什么他们不把精力多放到同代人或下代人的这类问题上,而放在名人、特别不是名人的晚近作品上呢?

  
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早期理想是革命的理想主义,文革之后革命的理想迅速幻灭,但新的理想又出现了,变为个人的英雄主义理想。我们当时读的畅销书都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还有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普希金、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等。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本书现在几乎没人提,当年却影响了整个一代人,因为它塑造的是资产阶级革命者,充满着个人主义的理想精神,这种精神在文革之后迅速焕发出来。那个时候的个人主义与今天不一样,今天是流行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自利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而当年的个人主义充满着英雄气概,“小我”的意义最后要通过“大我”做出贡献而得以实现。八十年代的启蒙实践也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展开的。比如80年代非常走红的“走向未来”丛书,两位主编金观涛、刘青峰夫妇写的文章,今天读来充满了理想主义的精神,他们的《公开的情书》哪怕是私人的爱情生活,都与国家与人类的宏大目标紧密相关。这种理想主义来自毛泽东时代,到八十年代,理想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但理想主义的内在结构却是一脉相传的。

理想主义精神在1987、1989年都遭受到挫折,挫折之后,一部分人下海经商,但许多人还是选择坚守。但从中发展出一种“后理想主义”。在理想在现实中遭受挫败之后,人们普遍有一种幻灭感,让人感到理想是虚无的。怎么办?他们不愿认同王朔的痞子逻辑,躲避崇高,我是流氓我怕谁。这代人整个生活追求的是崇高,崇高是生命的价值所在,没有了崇高,人生就没有意义了。但崇高的理想又有很大的虚妄性。在崇高与虚妄之间,形成了痛苦的精神挣扎。就是在这种困境之中,发展出一种“后理想主义”,这种“后理想主义”精神在作家史铁生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目的是荒谬的,结果也是未知的,行动还有什么意义呢?“后理想主义“与传统的理想主义不同,不再在乎结果,而是注重过程。行动的意义不再是追求实质性的结果,只是自己战胜命运的精神象征。这像加缪所说的西西弗斯精神。西西弗斯的意义不在于最后是否实现了目标,而是以一种知其不可为之的精神战胜了自己的命运。

  恕我放肆,有些学科或者领域根本就不是学问,或者被搞得越来越不是学问,就只好做这些事了。

  
理想主义精神在1987、1989年都遭受到挫折,挫折之后,一部分人下海经商,但许多人还是选择坚守。但从中发展出一种“后理想主义”。在理想在现实中遭受挫败之后,人们普遍有一种幻灭感,让人感到理想是虚无的。怎么办?他们不愿认同王朔的痞子逻辑,躲避崇高,我是流氓我怕谁。这代人整个生活追求的是崇高,崇高是生命的价值所在,没有了崇高,人生就没有意义了。但崇高的理想又有很大的虚妄性。在崇高与虚妄之间,形成了痛苦的精神挣扎。就是在这种困境之中,发展出一种“后理想主义”,这种“后理想主义”精神在作家史铁生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目的是荒谬的,结果也是未知的,行动还有什么意义呢?“后理想主义“与传统的理想主义不同,不再在乎结果,而是注重过程。行动的意义不再是追求实质性的结果,只是自己战胜命运的精神象征。这像加缪所说的西西弗斯精神。西西弗斯的意义不在于最后是否实现了目标,而是以一种知其不可为之的精神战胜了自己的命运。

确切地说,到80年代后期,市场化就以商品经济的形式出现,知识分子内部已经开始分化。最大的转折出现在1992年,发生了整个社会世俗化的大转型,人们的心态都变了,变得现实很多,理想主义开始衰落。社会发生急遽的变化。90年代的分化是买不买股票,近十年的分化是买不买房。通过股票和房产两波原始积累,原来都在同一个水准的一代人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层,不仅是资产,更重要的是心态的变化。

  赵世瑜拜

  
确切地说,到80年代后期,市场化就以商品经济的形式出现,知识分子内部已经开始分化。最大的转折出现在1992年,发生了整个社会世俗化的大转型,人们的心态都变了,变得现实很多,理想主义开始衰落。社会发生急遽的变化。90年代的分化是买不买股票,近十年的分化是买不买房。通过股票和房产两波原始积累,原来都在同一个水准的一代人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层,不仅是资产,更重要的是心态的变化。

这一代人中的不少精英很有社会经验,文革时期是红卫兵,下乡受到挫折之后想办法参军、回城,恢复高考之后立马考进大学,然后是抓住一次又一次晋升和发财的机会。很会抓机会,非常有功利心,虽然有理想,关怀宏大,但在实现目标的过程当中非常实在,充满了机会主义式的权变。只要目的是神圣的,采取什么手段都不重要。中国政法大学的应星先生今年发表过一篇对这代人的批评文章,标题就很刺激:《且看今日学界
“新父”之朽败》,历数如今已经在学界已经成为长辈的“新三级”一代学者的种种劣行:从钻营投机到抄袭剽窃,完全丧失了领军人物应有的道德感和学术份量,虽然年近六十,却德不高望不重。应星这些后文革一代人在90年代成长的过程中可能对“新三代”有过敬仰,至少是赶超的对象,如今失望之至,自然语词激烈。

  

  
这一代人中的不少精英很有社会经验,文革时期是红卫兵,下乡受到挫折之后想办法参军、回城,恢复高考之后立马考进大学,然后是抓住一次又一次晋升和发财的机会。很会抓机会,非常有功利心,虽然有理想,关怀宏大,但在实现目标的过程当中非常实在,充满了机会主义式的权变。只要目的是神圣的,采取什么手段都不重要。中国政法大学的应星先生今年发表过一篇对这代人的批评文章,标题就很刺激:《且看今日学界
“新父”之朽败》,历数如今已经在学界已经成为长辈的“新三级”一代学者的种种劣行:从钻营投机到抄袭剽窃,完全丧失了领军人物应有的道德感和学术份量,虽然年近六十,却德不高望不重。应星这些后文革一代人在90年代成长的过程中可能对“新三代”有过敬仰,至少是赶超的对象,如今失望之至,自然语词激烈。

市场经济是外因,更重要的是缺乏内在的伦理感。这与“新三级”受的教育有关,喝狼奶长大,身上缺乏一种根深蒂固的人文主义和道德伦理感。如今的年轻一代有弑父情结,儿子长大成人的标志,便是杀死父亲,但又有向祖父一代回归的倾向。父亲一代的压迫是直接的,而祖父、曾祖父却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如今的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热、阅读热,将民国一代人说得花好桃好,虽然有将祖父一代理想化的倾向,但1949年以前受过教育的那代知识分子就是不一样。我有机会深度接触过那代知识分子,比如王元化先生,他一直强调陈寅恪先生的那句话: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那是那代人骨子里的东西。我们这代人虽然也追求自由与独立,但总是有比自由独立更高、更神圣的东西,一旦集体和国家的目标与自由发生冲突,就会牺牲个人的独立性。

  学术腐败积重难返 亟须重建知识分子信誉

  

19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有父与子两代人,父亲一代是贵族知识分子,有内涵而没有力量,沉思太多,行动犹豫;儿子一代是平民知识分子,有力量而没有内涵,坚信与其坐而思,不如起而行。当代中国两代知识分似乎刚好倒过来,文革一代人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轻信而行动力强;而90年代之后的年轻一代,因为在虚无主义环境中生长,经常怀疑行动的功效与意义,成为游移不定的“多余的人”。我们这代人的毛病在于虚伪,那是一种“真诚的虚伪”。有一个很出名的老三届知识分子,90年代股票热的时候,决定也要挤入俗流去炒股票。俗就俗了,换成下一代人,会大声张扬,觉得很正常。但这代人不行,非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这位知识界名流对朋友说:“为了筹集革命经费,我们一起筹资炒股票吧!”你说他虚伪,他还真信这个,尽管这种信的里面有虚假的成分,自我安慰,自我正当化。为了崇高可以做一些俗事,只要目的是崇高的,手段再凡俗也就在所不惜了。

——学术风气二人谈

  
市场经济是外因,更重要的是缺乏内在的伦理感。这与“新三级”受的教育有关,喝狼奶长大,身上缺乏一种根深蒂固的人文主义和道德伦理感。如今的年轻一代有弑父情结,儿子长大成人的标志,便是杀死父亲,但又有向祖父一代回归的倾向。父亲一代的压迫是直接的,而祖父、曾祖父却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如今的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热、阅读热,将民国一代人说得花好桃好,虽然有将祖父一代理想化的倾向,但1949年以前受过教育的那代知识分子就是不一样。我有机会深度接触过那代知识分子,比如王元化先生,他一直强调陈寅恪先生的那句话: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那是那代人骨子里的东西。我们这代人虽然也追求自由与独立,但总是有比自由独立更高、更神圣的东西,一旦集体和国家的目标与自由发生冲突,就会牺牲个人的独立性。

我们这代知识分子很少有感恩之心,觉得自己是时代骄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有不自觉的自恋意识,得意于自己是超级成功者。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不过是幸运儿,世无英雄邃使竖子成名,文革浩劫造成了十年的人才断层,我们不过赶上了好时代而已。这十年留给我们一大段空白,差不多在世纪之交,当十七年一代人逐渐退休时,我们这一代就开始在各个领域全面接班,成为最资深的领军人物。这不是我们这代人炉火纯青,有了这个实力,而只是时代的阴差阳错。但这代人自我感觉太好,缺乏反思精神。被揭露出有抄袭、腐败的丑行,第一个反应不是自我反思,而是自我辩护,一口咬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代人缺乏道德感。在观念的启蒙上是有功的,但是没有留下道德遗产,很少像民国那代知识分子那样有德高望重之誉。

祝东力 黄纪苏

  
19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有父与子两代人,父亲一代是贵族知识分子,有内涵而没有力量,沉思太多,行动犹豫;儿子一代是平民知识分子,有力量而没有内涵,坚信与其坐而思,不如起而行。当代中国两代知识分似乎刚好倒过来,文革一代人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轻信而行动力强;而90年代之后的年轻一代,因为在虚无主义环境中生长,经常怀疑行动的功效与意义,成为游移不定的“多余的人”。我们这代人的毛病在于虚伪,那是一种“真诚的虚伪”。有一个很出名的老三届知识分子,90年代股票热的时候,决定也要挤入俗流去炒股票。俗就俗了,换成下一代人,会大声张扬,觉得很正常。但这代人不行,非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这位知识界名流对朋友说:“为了筹集革命经费,我们一起筹资炒股票吧!”你说他虚伪,他还真信这个,尽管这种信的里面有虚假的成分,自我安慰,自我正当化。为了崇高可以做一些俗事,只要目的是崇高的,手段再凡俗也就在所不惜了。

早在十年前的1999年,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年的时候,中国曾经有一次知青热,曾经在北大荒、大草原、云南下乡的知青,后来又考进大学、如今成为超级成功者的一批人,突然发思古之幽情。开始怀念上山下乡那段岁月,苦难的经历被染上了玫瑰色。北大荒知青在上海办一个展览,展览的都是文革期间留下的青春焕发、战天斗地的摆拍照片,一群翻身上位的成功者在那里大谈青春不悔。现场就有同样从北大荒回来的、如今已经下岗的同龄人,尖锐地责问他们:你们当然是成功者,可以青春不悔,但你是否知道我们大多数知青都被耽误了青春,如今下岗待业,成为困难户、低保户?当知青一代中的极少数成功者弹冠相庆,一切苦难最终成为温存的回忆,他们完全忘记了更多的被时代残酷淘汰了的难友。他们缺乏对弱者的同情心,唯有成功者的虚骄,觉得自己的成功便是那代人的成功,自己就是文革一代人的代表。事实上,少数精英的成功是建立在大多数同代人牺牲的基础上的。我参加的77级高考,100个考生人里面只有不到5个人录取,淘汰率最高,空前地残酷,我们真的是极少数被命运特别关照的人,越是成功,越需要的是感恩和谦卑,而不是自傲和虚妄。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10-08-06

  
我们这代知识分子很少有感恩之心,觉得自己是时代骄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有不自觉的自恋意识,得意于自己是超级成功者。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不过是幸运儿,世无英雄邃使竖子成名,文革浩劫造成了十年的人才断层,我们不过赶上了好时代而已。这十年留给我们一大段空白,差不多在世纪之交,当十七年一代人逐渐退休时,我们这一代就开始在各个领域全面接班,成为最资深的领军人物。这不是我们这代人炉火纯青,有了这个实力,而只是时代的阴差阳错。但这代人自我感觉太好,缺乏反思精神。被揭露出有抄袭、腐败的丑行,第一个反应不是自我反思,而是自我辩护,一口咬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代人缺乏道德感。在观念的启蒙上是有功的,但是没有留下道德遗产,很少像民国那代知识分子那样有德高望重之誉。

我们这代人毕竟受过启蒙思潮的影响,民主的观念根深蒂固。毕竟不是在90年代后的世俗化环境下生长起来,大部分人不特别爱钱,虽然有些人爱权势。我们这代人不大懂得生活的享受,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世俗生活是被压抑的,也没有觉得物质生活有多大的快乐。他们的追求是集体性、国家至上的,这就潜伏着变革的动力。特别是当我们这代人即将退休,前途已定,无所牵挂的时候,可能会做点有益的事情。我很希望我们这代人在退下来之前,都能做一两件对得起我们时代的善事,能做多少算多少,那大概是对时代、对人民的最大的感恩。爱权不要紧,要紧的是掌权之后,是否为国家和百姓做好事。可惜的是,那些当官的同时代人,在位的时候屁股决定脑袋,慎言慎行。从位子上退下来之后,倒是慷慨激昂,体制的毛病比谁都看得清楚。

  学风败坏,是从红卫兵-知青这代人当中的某些人开始的

  
早在十年前的1999年,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年的时候,中国曾经有一次知青热,曾经在北大荒、大草原、云南下乡的知青,后来又考进大学、如今成为超级成功者的一批人,突然发思古之幽情。开始怀念上山下乡那段岁月,苦难的经历被染上了玫瑰色。北大荒知青在上海办一个展览,展览的都是文革期间留下的青春焕发、战天斗地的摆拍照片,一群翻身上位的成功者在那里大谈青春不悔。现场就有同样从北大荒回来的、如今已经下岗的同龄人,尖锐地责问他们:你们当然是成功者,可以青春不悔,但你是否知道我们大多数知青都被耽误了青春,如今下岗待业,成为困难户、低保户?当知青一代中的极少数成功者弹冠相庆,一切苦难最终成为温存的回忆,他们完全忘记了更多的被时代残酷淘汰了的难友。他们缺乏对弱者的同情心,唯有成功者的虚骄,觉得自己的成功便是那代人的成功,自己就是文革一代人的代表。事实上,少数精英的成功是建立在大多数同代人牺牲的基础上的。我参加的77级高考,100个考生人里面只有不到5个人录取,淘汰率最高,空前地残酷,我们真的是极少数被命运特别关照的人,越是成功,越需要的是感恩和谦卑,而不是自傲和虚妄。

我曾经说过: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可以改变我的课堂。因为我的课堂我作主。假如我的同时代人,都能在自己有权的范围之内,改变一点点,十年、几十年之后,可能整个社会,就会有一些根子上的变化。如今的问题大家都在埋怨社会、埋怨政府、埋怨别人,但很少想一想,我自己能够做什么?不是做不到,而是你能做而不作为。比如民主,谁都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偏偏不愿在自己的职权范围里面落实民主。最不讲民主的其实倒是知识分子群体。大学缺乏民主,院系缺乏民主,连知识分子的各种学会、行业协会,有几个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整个都是体制里面那一套,甚至还不如党代会、人代会有差额选举。

  祝东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以下简称祝):今年过了一多半,学术思想界的热点,一直集中在学术规范问题上。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争论,有学术层面的,有意识形态层面的,但意识形态的争论很快就掩盖了学术层面的探讨,甚至越来越短兵相接,有近乎肉搏之势。学术思想界的这种状况,当然是目前中国社会矛盾和利益关系的一个集中反映。但是,既然是学术思想界,就应该更多一些分析的态度和方法。我觉得,我们不妨后退一步,从更大的视野,从中国当代社会和改革开放的历程,从学术思想史和几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性格特征,来审视剖析一下眼前的这个热点问题。

  
我们这代人毕竟受过启蒙思潮的影响,民主的观念根深蒂固。毕竟不是在90年代后的世俗化环境下生长起来,大部分人不特别爱钱,虽然有些人爱权势。我们这代人不大懂得生活的享受,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世俗生活是被压抑的,也没有觉得物质生活有多大的快乐。他们的追求是集体性、国家至上的,这就潜伏着变革的动力。特别是当我们这代人即将退休,前途已定,无所牵挂的时候,可能会做点有益的事情。我很希望我们这代人在退下来之前,都能做一两件对得起我们时代的善事,能做多少算多少,那大概是对时代、对人民的最大的感恩。爱权不要紧,要紧的是掌权之后,是否为国家和百姓做好事。可惜的是,那些当官的同时代人,在位的时候屁股决定脑袋,慎言慎行。从位子上退下来之后,倒是慷慨激昂,体制的毛病比谁都看得清楚。

这代知识分子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仍然在现实中书写着自己的骄傲或耻辱。新三级知识分子开辟了何种精神传统?将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历史遗产?在人生进入收官阶段的我们这代人,或许都应该忙里偷闲,静下心来想一想。历史将会浓墨重彩地为我们记上一笔:或者是光荣与梦想,或者是耻辱与庸俗。

  黄纪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以下简称黄):朱学勤、汪晖二人涉嫌抄袭事件本身,有多少属学术,多少属政治,多少属文化,多少属历史,这的确需要一种分析的态度。分析方法在中国其实不缺,上世纪80年代就有一本《分析时代》,很有影响。目前缺的是分析的态度或愿望。

  
我曾经说过: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可以改变我的课堂。因为我的课堂我作主。假如我的同时代人,都能在自己有权的范围之内,改变一点点,十年、几十年之后,可能整个社会,就会有一些根子上的变化。如今的问题大家都在埋怨社会、埋怨政府、埋怨别人,但很少想一想,我自己能够做什么?不是做不到,而是你能做而不作为。比如民主,谁都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偏偏不愿在自己的职权范围里面落实民主。最不讲民主的其实倒是知识分子群体。大学缺乏民主,院系缺乏民主,连知识分子的各种学会、行业协会,有几个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整个都是体制里面那一套,甚至还不如党代会、人代会有差额选举。

来源:爱思想

  近些年分析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越来越淡出思想辩论的舞台,讲理的空间越来越小。教授研究员们一说就吵,一吵就骂,一骂就翻。吵和骂所配套的手段是过度简化、符号化、政治化,不是给自己戴帽子,就是给对方扣帽子。翻脸之后的方法论就更不堪了,全是武术学校那一套。

  
这代知识分子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仍然在现实中书写着自己的骄傲或耻辱。新三级知识分子开辟了何种精神传统?将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历史遗产?在人生进入收官阶段的我们这代人,或许都应该忙里偷闲,静下心来想一想。历史将会浓墨重彩地为我们记上一笔:或者是光荣与梦想,或者是耻辱与庸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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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来跟老婆开玩笑说,咱家也挂牌吧,挂个“理不到处”。其实这牌子倒真适合充满戾气的当今社会。层出不穷的恶性事件往前追,十之七八都有个不愿讲理或没处讲理的环节。这次事件也表现出了同样的普遍趋势,令人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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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发现,很多人对上世纪80年代的学术思想情况其实不太了解。历史地看,上世纪80年代的学术风气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就我的记忆来说,1985年以前相当好,1985年以后比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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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涉及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改革进程。1984年年底,改革重点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文艺界学术界风气为之一变。文艺界八仙过海,什么实验小说、八五新潮之类,不管有没有思想和艺术的准备,一哄而上,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学术界也一样,不管有没有知识和理论的积累,有条件的上,没有条件的也上。一方面是新观念新方法,另一方面是中西文化比较,成为学术理论界的两大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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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因素是知识分子的代际特征。从“文革”结束到上世纪80年代前期,学术界唱主角的是中老年学者,红卫兵-知青那代人大多还在求学阶段,被笼罩在前辈师长的身影之下。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红卫兵-知青一代开始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一开始就迥异于前几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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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链接:/data/83859.html 文章来源:许纪霖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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