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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永历政权。

原隆武朝大学士苏观生遭到了以桂王首辅丁魁楚等大臣的排挤。苏观生认为既然无法在永历朝立足,与其低三下四的依附于桂王不如另辟蹊径,援引兄终弟及之意拥立唐王弟朱聿(钅粤),并抢在朱由榔之前与初五称帝,建号绍武。于是半个月之内,在广东出现了绍武与永历两个南明政权,造成“百里之内,两君抗拒”的局面,重演了唐王鲁王相争的闹剧。它再次说明了南明政权内部的极度腐败,在清军大举压境的危急情况下,绝大部分官僚延续了明末党争故事,一切以个人利益为中心,不惜为争夺所谓“正统”地位而大动干戈,互相征伐,极大地削弱了南明抗清的力量。所以,他们的覆亡也是在所难免的。事实证明,绍武政权的建立对于南明抗清斗争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它只不过是朱聿(钅粤)、苏观生等人在穷途末路之时过了一把皇帝、宰相瘾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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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历六年(1652),南明永历朝廷接受张献忠部将孙可望、李定国联合抗清建议,定都安龙。不久,以大西军余部为主体的南明军对清军展开了全面反击。李定国率军8万东出湖南,取得靖州大捷,收复湖南大部;随后南下广西,取得桂林大捷,击毙清定南王孔有德,收复广西全省;然后又北上湖南取得衡州大捷,击毙清敬谨亲王尼堪,天下震动。同时,刘文秀亦出击四川,取得叙州大捷、停溪大捷,克复川南、川东。孙可望也亲自率军在湖南取得辰州大捷。东南沿海的张煌言、郑成功等的抗清军队也乘机发动攻势,接连取得磁灶大捷、钱山大捷、小盈岭大捷、江东桥大捷、崇武海大捷、海澄大捷的一连串胜利,并接受了永历封号。一时间,永历政权名义控制的区域恢复到了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全部,湖南、四川两省大部,广东、江西、福建、湖北四省一部,出现了南明时期第二次抗清斗争的高潮。

(禾呈木南 曲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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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严格来讲,南明既然不是清朝,自然算是大明帝国的一部分,但是南明与东晋、南宋相比历时太短,地盘太小,难以相提并论。东晋、南宋都享国百年以上,虽然在军事上不如北方强盛,但在经济和文化上都超过北方,历来被视为中华正统。而相比之下,南明在朝政上几乎没有正式的、稳定的行政体系,在地盘上没有稳住半壁江山,在文化上也没有建树,南明虽然传了四帝,但最长也只有十九年(郑氏在台湾虽然长期使用南明国号,但实际上最不听南明的指挥,也最局促台湾一地,不能视为南明政权的延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南明的内斗太厉害,从弘光到永历,从建立之初到灭亡,都继承了晚年党争的恶习,先是阉党与东林之争,后是对归附的起义军的贬低和不信任,政治黑暗,腐败,内讧不息,辜负了大明遗民的期望,所以很多人,包括一些严肃的历史学家,也把南明视为清初地方割据的小政权。

广州沦陷后,永历帝只好在1646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离开肇庆,在广西、湖南境内逃窜,惶惶不可终日。就这样一个毫无生机的政权居然能够坚持抗清15年之久,显然仅仅依靠南明士绅和官军的实力是无法做到的。1646年,清朝派肃亲王豪格领军从西安入川。在与清军作战中张献忠阵亡,大西政权覆灭。张献忠死后,他的义子孙可望继续率领着大西军余部。1647年三月,孙可望部进入云南,此时的云南发生了土司沙定洲的叛乱。孙可望部为了自身的利益打出了“共襄勤王,恢复大明天下”的旗号进军云南,支持云南总兵官、黔国公沐天波平叛,借以号令云南土司,占据云南建立抗清基地,这样就客观上促成了联明抗清的局面。平定了沙定洲叛乱后,孙可望在和南明谈判后接受了不在沿用大西年号,奉永历正朔、不得随意杀人、不得焚烧房屋,奸淫妇女等条件,开始了和永历政权联合抗清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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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以孙可望为首的大西军余部进驻云南以后,“革故鼎新,养兵恤民,急图善治”由于坚持正确的抗清路线,获得了当地人民的支持,军队由刚入滇时的五万人发展到二十万之众。为表达和南明政权一同抗清的意愿,孙可望派遣使臣联络永历帝,请永历帝封其为秦王。永历朝廷在和孙可望多次讨价还价后被迫封其为秦王。1650年大西军出滇入黔,开赴抗清前线。清军在此时向永历朝廷控制的两广地区展开了大规模进攻,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部攻占广州,定南王孔有德部攻占桂林,永历朝廷在两广地区的统治土崩瓦解,永历帝再次踏上了逃亡的道路。1652年孙可望将永历帝迎到贵州安龙,标志着永历朝廷完全将自己托付给了大西军,联明抗清的斗争出现了新局面。孙可望在取得实际军政大权的同时也暴露出他心胸狭窄、嚣张跋扈的一面,为后来与李定国交恶、投降清朝埋下了伏笔。

1649年,孙可望派杨畏知前往广东肇庆,同永历朝廷取得了联络,永历帝封孙可望为景国公(两年后追封为秦王),赐名朝宗。1650年春,孙可望派兵重回贵州,把上次攻入该省时未曾遇到的明军轻易击败,并予以收编;并着手在首府贵阳建立第二个大本营,并以此为中心,向南、北、东三方出征。随后是一连五年的攻势作战,迫使清军几乎完全退出西南各省,清朝对湖广西部与广东西部的控制也受到了严重威胁。

不是你说应该就应该的,这是正统问题,你看,像朝鲜用的都是崇祯年号,没用弘光、永历等年号吧!

就在绍武和永历政权同室操戈激战正酣之时,清军在佟养甲和明朝降将李成栋的率领下直扑广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兵临城下,而绍武朝君臣还沉浸在“幸武学,百官咸集”的梦中。当时绍武政权军队主力都在肇庆地区和永历朝廷对峙,根本来不及回援,广州城就这样被清军轻而易举的攻占。绍武帝伪装逃跑,被清军追获,自缢殉国。短命的绍武政权仅存在41天就匆匆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它的“业绩”就是打了一场争夺帝位的内战和导致广东一省的陷没。其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因为南明残山剩水本已不多,广东又是财富充溢、人才密集的地方,一旦易手,南明朝廷回旋余地大为缩小,财源和人力更加捉襟见肘。广州的沦陷使得永历帝也无法在肇庆立足,只好开始了他颠沛流离的逃亡之路。南明由此开始走向衰亡。

李自成大顺军攻克北京,崇祯帝在甲申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自缢煤山,明朝北廷倾覆。但同时,江淮以南还有半壁江山,两京制让留都南京还保有完整的中枢机构,明朝之国祚,也应如永嘉南渡之东晋、临安重建之南宋,接续不绝。然历史此时尽显吊诡,从福王朱由崧于南京改元弘光开始,到永历帝在昆明被吴三桂所弑,南明一朝18年间历经四帝一监国,留下的,却只是悲歌一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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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拥立朱由崧即位之前,阉党和东林党就立福王还是潞王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阉党马士英、阮大铖拉拢总兵刘泽清等人,拥立了与东林党有世仇的福王朱由崧为皇帝。阉党还通过翻历史旧账激起了朱由崧对东林党人的仇恨,把崇祯朝对阉党所定的“逆案”完全推翻,重新启用了如阮大铖这等名列崇祯初年魏忠贤“逆案”而永不叙用之人,把持朝政。

崇祯自缢后,他的三个儿子被俘,未能逃出北京,此时南京留守百官面临的最大、最迫切问题,就是如何在宗室藩王中拥立新君。时任凤阳都督的马士英(贵阳籍),拥立了当时在血统伦序上的第一人选福王朱由崧。朱由崧称帝并改元弘光后的第二天,马士英入阁主持政务兼任兵部尚书,成为弘光朝的内阁首辅。

但永历政权内部矛盾重重,各派政治势力互相攻讦,农民军也倍受排挤打击,不能团结对敌,这就给了清军以喘息之机。永历三年至四年(1649—1650),何腾蛟、瞿式耜、张同敞等人先后在湘潭、桂林的战役中被俘牺牲,清军重新占领湖南、广西;其他刚刚收复的失地也相继丢掉了。不久,李过病亡,其子李来亨同其他农民军将领率部脱离南明政府,转移到巴东荆襄地区组成夔东十三家军,独立抗清。这支部队一直坚持到清康熙三年(1664)。

三、敢向西南争半壁,亦无用

1647年张献忠死于四川,其主要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诸人皆为献忠“养子”)重组残部进入了相对安全的贵州省。当时贵州省面积较小,北部占全省三分之一的地区属于四川,孙可望等人本来可以把贵州作为基地,休整士马,建立政权。当他们得到云南发生了沙定洲叛乱的消息后,立即决策挥师南下,直取云南。经过一年的苦战,他们荡平云南全境,又废除了大西国号,并向云南前明士绅许诺“共扶明后,恢复江山”。

永历十年(1656年),孙可望秘谋篡位,引发了南明内部一场内讧,李定国拥永历帝至云南,次年大败孙可望,孙可望势穷降清。孙可望降清后,西南军事情报尽供清廷,云贵虚实尽为清军所知。永历十二年(1658年)四月,清军主力从湖南、四川、广西三路进攻贵州。年底吴三桂攻入云南,次年正月,下昆明,进入云南,桂王狼狈西奔,进入缅甸。李定国率全军设伏于磨盘山,企图一举歼灭敌人追兵,结果因内奸泄密导致未能大获全胜,南明军精锐损失殆尽,磨盘山血战是南明最后一次机会。

四镇之外还有驻扎在武汉的宁南侯左良玉的50多万军队。著名的弘光朝南渡三案之一的“北来太子案”发生时,左良玉不顾清军南下的危难局面,打出“清君侧”的旗号带兵反叛,进逼南京。弘光朝廷无奈不得不调集江北正在和清军对抗的四镇部队镇压,极大的削弱了江北防线,使得多铎的部队轻而易举的攻克南京城。而弘光政权也因此土崩瓦解,灰飞烟灭。

马士英上位后自然对阮大铖怀恩必报,以定策和边才为名竭力推荐阮大铖,阮大铖被起用为兵部右侍郎,不久晋为兵部尚书。马士英固然不是救时之相,但把他列入《明史》奸臣传毫无道理。把他同阮大铖挂在一起称之为“阉祸”更是无中生有。马士英热衷于权势,这在明末官场上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而东林-复社人士抨击马士英最激烈的是他起用阮大铖。马士英起用阮大铖原意只是报知遇之恩,并没有为阉党翻案的意思。

隆武二年(1646)十一月初二,大学士苏观生、隆武辅臣何吾驺等于广州拥立朱聿键之弟朱聿鐭为帝,改元绍武。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清军李成栋部攻入广州,朱聿鐭等皆死。绍武政权仅存41天。

公元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军攻占北京,明崇祯帝煤山自缢殉国,标志着明王朝277年的统治宣告结束。与此同时,满清八旗军入关,而在南方先后出现了一系列由明朝宗室建立的政权,史称南明政权。本文所取“联衡”是指南明政权统治集团内部的政见联合同“大顺”、“大西”农民军的战略合作,构建“统一战线”,以抗衡满清政权之意,旨在分析南明政权的战略失误及其覆亡的原因。

马士英与同年进士出身的桐城人阮大铖关系甚好,阮大铖本是东林党的得力骨干,在《东林点将录》中绰号为“没遮拦”。后因党内攻讦,转而投靠魏忠贤成为阉党。魏忠贤倒台后,闲居南京的阮大铖组织“群社”,与东林党的复社相互攻击。为图东山再起,他结交致仕回老家的首辅周延儒,并动用大量银两资助周延儒重回北京复为内阁首辅。周延儒得到阮大铖的资助,但碍于东林骨干的要挟,采取折衷办法,没有启用阮大铖,而是接受阮大铖的推荐,起用马士英为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凤阳军务。马士英有了凤阳总督一职,在北廷倾覆之后,成为南京京畿手掌兵权的重臣。他派贵阳同乡姻亲杨文骢到淮南请回福王朱由崧,又率领军队,乘船一千二百艘,由淮入江,抵南京江边,拥戴福王做皇帝。其权势超过了当时南京百官之首史可法。

之后,刘文秀于四川用兵失利,在保宁战役中被吴三桂击败。而孙可望妒嫉李定国桂林、衡州大捷之大功,逼走李定国,而自己又在宝庆战役中失利。东南沿海的郑成功也在漳州战役中失利。所以明军在四川、湖南、福建三个战场上没能扩大战果,陷入了与清军相持的局面。

福王的即位主要得益于马士英和四镇的支持与拥护,四镇和马士英等阉党以及福王在弘光朝廷建立之前就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史可法虽然出任扬州督师,协调四镇在江北的防御,但是他无法调动四镇兵马,成为了有名无实的“光杆司令”。清军南下围攻扬州之时,弘光朝一时“降兵如潮,降将如毛”,最后落得孤守扬州,城破殉国的悲剧。

1658年1月,掌管西南事务的清朝经略辅臣洪承畴,拿着孙可望献上的“滇黔地图”,联合吴三桂、洛托、卓布泰三路兵马向贵阳集中。

回答:

隆武政权虽然一直在和鲁王监国政权内讧而互相消耗,但是和南京弘光小朝廷不同,隆武朝廷采取了正确的对内对外的“联衡”措施。把弘光朝“借虏平寇”的外交政策改为“御虏”,把清朝的存在当成关乎南明政权生死存亡的首要问题。唐王朱聿键能够总结弘光朝灭亡的教训,不失时机地树立起抗清大旗,符合汉族百姓反对满洲贵族强制推行剃发改制等民族压迫政策的愿望,毕竟是难能可贵的。

孙可望与李定国交恶之后,孙可望盘踞的贵州同李定国、刘文秀辅佐下在云南的永历朝廷,虽然在名义上都属南明,却已隐成敌国。1657年8月,孙可望在贵阳誓师,亲自统率十四万兵马向云南进发。8月18日孙可望兵渡盘江,滇中大震。但由于出师无名,又是内战,部下在阵前纷纷倒戈一击,9月下旬兵败如山倒,逃回贵阳只剩随从十五六骑。走投无路之下,孙可望东奔湖南投降清廷。

人们一般都以李自成破北京,崇祯自尽,算作明亡。实际上,当时江南一带还有很大一块地方是明朝统治,也就是后来的南明,由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的若干政权,历经四帝一监国。

弘光政权建立之初能够有效控制的领土不过是长江中下游,东南一隅。一方面是“寇虐披猖,王室板荡,衣冠介胄降叛如云。”另一方面是打着“灭寇”旗号,在北方大肆占领城池的清兵。弘光朝廷作为明王朝正统的延续,尚有号召天下兵马勤王的影响力,但是要在农民军和清军这两股强大势力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则必须要正确判断出敌友之别并且做出相应的对策,这是弘光政权急需面对的首要问题。弘光朝之初四镇的设置旨在于加强江北防御,防止大顺军南下,拱卫南京。借满清之手消灭农民军的“联虏平寇”(或称“借虏平寇”)是弘光朝廷的基本国策。将大顺农民军视为“君父之仇”的死敌。在情势危急之下,弘光朝廷一味地忙于内部之间党同伐异,争权夺势,对于区分敌我的时局分析能力欠缺。尤其是其偏安江左,对外界的情报几乎一无所知,错误的把野心勃勃的满清政权当成“驱除流寇”的“仁义之师”对待,任由其在北方扩张,而且也不能正确的判断大顺军与清军的军事实力与意图,墨守成规,仍然按照旧有的眼光来制定军事外交策略。甲申、乙酉之交(1644-1645),清豫亲王多铎率军与大顺军展开潼关战役时,弘光朝廷“坐山观虎斗”,江西总督袁继咸上疏说:“闯为虏败,虽可喜,实可惧。虏未及谋我者闯在耳。闯灭,非江南谁事?”可见当时弘光朝廷内部有识之士主张趁清军主力同大顺军在陕西作战时挥军北上,趁势收复中原领土,扭转偏安的不利态势。但是当权者马士英、史可法等人唯恐出兵黄河流域会触怒清廷,惹火烧身。事实证明,阶级偏见,苟且偷安的心态使得弘光朝廷利令智昏,幸灾乐祸地按兵不动,坐视清军集中兵力击败大顺军,控制整个北方,给清廷提供了各个击破的大好良机。正是弘光朝推行消极避战的“借虏平寇”政策,未能和大顺军建立抗清统一战线,导致了自身的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