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业已形成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冷战对抗的局面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坚决反共、拒不承认新中国的严峻现实,为了巩固中国革命的胜利成果,新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公开宣布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新中国的“一边倒”,是指国际战略态势上的“一边倒”,并不意味着中国对外政策的僵化和一成不变。在加强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交往的同时,新中国在处理与西方国家外交关系时,采取既坚持原则又兼顾灵活的方针,以此来争取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其中在处理对英关系问题上最具代表性。1950年1月6日,英国公开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英国随即派遣谈判代表并在京设立谈判代表处,中英启动建交谈判,并于1954年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中英谈判代表处及后来成立的代办处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英官方往来的重要渠道,代表处的工作任务不仅包括进行建交谈判,处理侨务和商务问题,还负责经常举办各种形式的招待宴会,通过交际工作的形式推动外交关系。在中英两国举办的形式多样的宴会中,以国庆招待会规模最大。中方充分利用举办和出席国庆招待会的机会,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根据两国关系的实际情况和外交需要,将斗争与合作有效地统一起来,积极发挥交际工作的作用和特点,妥善应对中英关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既推动了中英关系的发展,又丰富了中国交际工作的经验。

60年代末期,中、美、苏三方关系的基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客观形势为中美双方提供了相互接近的可能性。启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是毛泽东的伟大战略决策,这一决策融入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集体智慧。在作出这一决策和实施这一决策的过程中,周恩来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周恩来不仅直接参与决策,而且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着组织者的作用。他指示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老帅讨论国际形势,向中央提出建议;还指示有关部门加强研究美国的政策动向,摸清美国的战略意图,探讨同美国接触的可能性。其次,他利用美、苏矛盾,通过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会谈有限缓和对苏关系,为中国争取到更主动的对美地位。第三,他协助毛泽东,一步步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启动,精心安排了从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同毛泽东的会面到美国乒乓球队访问的每一个细节。最后,周恩来于1971年7月中旬,在北京同尼克松的特使基辛格博士举行秘密会谈,就尼克松访华公告的内容达成协议。可以说,正是通过周恩来的诸练操作,毛泽东主要是从国家安全角度设想的战略才转化成真正意义上的外交战略,并能付之实施。

1950年1月7日《成报》版面,英国宣布承认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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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 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58页、第108页。

“文革”期间,英国代办处受到冲击。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缺乏外交经验,交际工作主要是借鉴和吸收苏联交际工作的经验。虽然外交部曾先后制定了《1950年对驻外使馆庆祝国庆指示要点》、《与各国使节来往之指示》、《驻外使馆交际工作的几点规定》等,但由于当时中国执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交际工作主要侧重于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与沟通,因此,与西方国家开展交际工作的经验十分匮乏,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并逐渐积累经验。

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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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中英两国分属两大敌对阵营,而且两国在台湾问题、联合国代表权等重大问题上又存在着严重分歧,发展中英关系的基础看似十分薄弱,但是中国政府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1],而且中英双方在很多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因此,分歧并非不可解决,建交也并作没有可能。正如周恩来指出的:“我们和英国是有同有不同的,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求异……同在哪里呢?第一,双方要和平;第二,双方要做买卖;第三,它要取得政治资本,在国内多搞选票,就得推进中英关系”。[1](pp.81~82)如果中国政府能通过相应的渠道和有效的外交方式改善与英国的关系,尽快实现两国建交,对于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的封锁与遏制、分化美英同盟、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中英关系。为推动中英关系发展,中国政府除了调整外交政策外,还充分借助交际工作的形式,积极发挥交际工作特有的“联络感情,了解情况,宣传自己,影响对方”[2]的作用,通过各种交际场合适时地表达中国的立场,配合对英外交政策的实施,从而达到既站稳立场、坚持原则,又缓和并发展两国关系的目的。

周恩来不仅提出了“独立自主”的主张,而且探索了实现这一主张的途径和方法。他认为,必须摆脱旧的外交传统,创建新型外交。早在抗日战争后期,他就提出,共产党人办外交,要在外国人面前树立“中国的新人典型”,必须反对近百年中国外交史上“排外”与“惧外媚外”两种错误观念;一方面要加强自尊心自信心,另一方面要善于向外国人的长处学习,善于与外国人合作②。解放战争期间,他进一步提出:从事外交工作“必须打破资产阶级外交的传统思想,推翻反动统治的外交因袭,而建立新民主主义也就是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外交政策思想”。③周恩来的这些思考为开创新中国外交事业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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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交际工作是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利用举办和出席中英两国国庆招待会的契机,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将斗争与合作进行有效地统一,积极发挥交际工作的作用和特点,妥善处理了中英关系,扩大了对外交往平台,既丰富了对外交际的经验,又推动了中英关系向前发展。

同欧洲、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是周恩来为中国拓展外交天地的另一侧面。新中国成立后,在外交方面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彻底改变旧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地位,在独立自主基础上与这些国家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在冷战环境中,要发展同这类国家的关系,还必须突破美国的遏制和孤立,突破尖锐的意识形态对立。周恩来以不同方式推动中国同英、日、法三国关系的发展是颇具代表性的事例,而这三个国家恰好又是他青年时代曾留学和旅居过的。

  当时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和艾德礼领导的工党竞选,外界很多人以为毫无悬念。但没想到,战争中的大英雄丘吉尔在选举中落败,英国人选择了他们认为在战后国家治理方面能力更强的艾德礼。在1945年竞选中,丘吉尔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尚未结束的战争上,在竞选讲话中不惜大力抹黑对手,将工党的“社会主义政策”比作“盖世太保”,完全不介意战后的具体政策。但是艾德礼拿出了一整套方案,包括国有化、社会保障、充分就业等等,仿佛战争已经翻篇,接下来面对的就是国内的重建和改善问题。  从当时英国人的选择,已经可以看出英国国内关注的重点和舆论情况了。当然,英国人也并未忘记丘吉尔,后来他又在1951年当选首相,但是那时的丘吉尔和战时的丘吉尔已经大不一样了。本人有一本专著《丘吉尔与大英帝国的兴衰》最近将出版,其中就专门讲到了这个问题。而二战之后,英国单独打过的重要战争只有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这完全是出于维护英国的自身利益。

  交际工作是外交工作的一种手段。在大多数情况下,为完成一项外交工作的任务,往往需要通过交际工作的形式(例如宴请、访问等等)来进行。虽然对外交际在表现形式上是技术性的,但产生的影响则不仅仅限于技术层面,还会扩大到政治层面,所以,交际工作是一项政治性的工作。交际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它是为国家对外政策服务的,是直接体现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开展交际工作,可以及时、准确地表达外交立场,缓和或加深国家间关系,从而推动一国外交战略及政策的顺利实施。因此,交际工作是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澎湃新闻:中苏关系破裂,对英国的对华政策有何影响?潘兴明:其实这对英国的对华政策影响不是很大。尽管两国意识形态不同,但英国一直没有排斥和任何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英国看来,中苏关系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家务事。而且,英国原本对中苏两国共产党的判断就不同,甚至认为二者有差异,并且更倾向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  中苏关系的变化对西方国家产生的影响主要还是通过中国的对外战略体现出来。因为中苏之间关系破裂,这对于后来中国有关三个世界的思想和判断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的国际战略由此发生变化。当时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被认为是主要敌手,为了抗击这个主要敌手,中国可以改变对美战略,可以和西方发达国家,也就是第二世界国家打交道,建立外交关系,这完全是一种判断和战略调整的结果。

关键词:

毛泽东和周恩来代表的新中国独立自主精神,一方面通过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表现出来;另一方面也在与苏联结盟过程中表现出来,这是更加深刻和更为可贵的。1949年11月8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指出:“外交工作有两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我们同兄弟之邦并不是没有差别……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13

而从历史上看,英国外交的实用主义精神是决定英国对华关系的基础,英国国家利益是英国制定对华政策的准绳。有贸易传统的英国,其外交行动有商业运作的特点。就英国而言,至少实现英国的单赢是对外交往的底线。就生意而言,顾客的身份完全不必挑剔。当然,维持与顾客的良好关系,则是在生意场上无往而不胜的不二法则。
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中英关系与历史上的中英关系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在是建立在主权国家平等基础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英关系的健康发展,对两国都有重大现实意义,能够推动中英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双赢,为国际合作树立新的典范。

  作者简介:周红,博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17页。

编辑|吴潇岚

内容摘要:

2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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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 键 词:交际工作 中英关系 国庆招待会

如果说中英关系的起步是经官方途径实现的,那么中日关系的起步则是以民间外交的方式来推动的。新中国建立初期,日本当局追随美国,为中日关系的发展设置了极大的障碍。周恩来与日本主张对新中国友好的人士合作,于1952年打开了中日民间接触的途径。他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推动中日之间先后签订了四次民间贸易协定。发展中日关系不能回避两国间曾存在的战争问题。周恩来运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句富于哲理的中国古训,为双方正确处理这个问题提供了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50年代后期中日关系陷于低潮。周恩来又先后提出“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30。考虑到中日关系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正常化,周恩来还提出了“长期积累”的方针。经过各方的努力,60年代初中日关系有所恢复,并带有了某种程度的“半官方”性质。

反映当下中英关系的漫画

  一

50年代中期,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改善和发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首先是同邻近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为此需要制订同这类国家交往的方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便应运而生。其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在潘教授看来,1956年是英国外交及对华政策的一个转折年。当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英国在美国和苏联的压力下,被迫放弃战争行动,标志着英国最终失去霸权国的地位。英国对其国际定位及外交战略和政策做出相应调整。之前以霸权国自诩的英国可以不顾忌美国立场承认新中国,并与中国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而此后,作为中等强国的英国在对华政策方面则基本上是跟着美国亦步亦趋,这是造成中英关系正常化进程延缓的一个原因。  而另一方面,英国外交的实用主义精神是决定英国对华关系的基础,英国利益是英国制定对华政策的准绳。英国以贸易立国,商业运作模式贯穿其外交行动,实现单赢是英国的外交底线,而顾客的身份完全不必挑剔。

1964年1月27日,中国同法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中国同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突破。谈判过程中,中法双方在如何处理法国与台湾的“外交关系”问题上曾出现分歧。为解决这一矛盾,周恩来几经考虑,在吸收法方意见的基础上最后提出“直接建交的方案”,即在双方达成默契的基础上,允许法国首先宣布同我国建交,然后法方再根据由此形成的“国际法客观形势”“自然”地结束同台湾的官方关系。这样,谈判中出现的难题便得到了解决31。中法建交的消息一经公布便震动了整个世界。它向全世界表明,即使两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仍可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

澎湃新闻:那么,当英国利益与美国立场发生冲突时,英国如何处理?潘兴明:英国和美国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政策上也存在分歧。  比如朝鲜战争,原本英国在朝鲜并没有什么利益,从利益考量英国可以不参与这场战争,但是顾忌与美国的关系和在联合国的“义务”,英国还是决定参战,派出3个旅的兵力。但这期间英美也有分歧,麦克阿瑟和杜鲁门扬言要动用核武器的时候,艾德礼首相飞到美国跟杜鲁门说,他反对使用核武器和扩大战争,最终朝鲜战争没有使用核武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说了美国就不用核武器了,但是英国的立场还是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在此也可以看到英国的态度。  再比如越南战争,美国之外,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等一些国家也跟着参战,但是英国拒绝了。一方面,这与朝鲜战争不同,朝鲜战争时,英国是作为联合国成员国参战。另一方面,此时英国已经表明“退出苏伊士以东”的态度,不愿参与与英国无关军事活动。再者,1964-1970年英国的执政党是工党,工党偏左,而保守党通常与美国联系更为紧密。另外,领导人的个人因素也有一定的影响,如1980年代撒切尔和里根执政时期,两国关系就又进入到了一个十分紧密的阶段。  总体上,英国是跟随美国的冷战战略行动,但是具体问题上它和美国也不是总保持一致。这个取向的另一个原因也与英国国内情况有关。二战以后,英国反战运动逐渐兴起,1960年代掀起了以反对美国侵越战争为中心的反战和平运动。英国人不愿意再为与自己不直接相关的事打仗。和平主义运动在英国早有相当的基础,两次世界大战对国民心理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实,1945年7月丘吉尔败选,英国民众没有选这位大名鼎鼎的战争英雄,而是选默默无闻的工党领袖艾德礼,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英国民众的厌战情绪。

为与世界各国普遍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而奋斗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潘兴明

在周恩来的时代,发展同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在中国外交中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平等相待,互相支持”是周恩来发展中国同亚非拉国家关系的主题。在思考和处理与这类国家有关的问题时,周恩来深受两个因素的影响:首先,中国身处亚洲,同亚非拉绝大多数国家一样,有着被侵略、受欺压的历史遭遇,在获得独立之后又面临着一些共同的历史任务。这使周恩来对亚非拉国家和人民抱有发自内心的同情,对中国与这些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有着深切的了解。其次,周恩来十分清楚,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对中国外交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50年代,这是突破美国遏制和孤立政策的关键。60年代,在反对美、苏两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这些国家又是中国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所要争取的主要对象,中国从国际上获得的支持也主要来自这些国家。

记者|于淑娟

英国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但其只同意新中国建交原则的一半,承认新中国,但在美国的压力下一直就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投弃权票。为了实现中英关系的突破,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采取了“半建交”方式,即同意与英国互换代办,双方建立“半外交关系”29。“半建交”在新中国建交史上是个创举,它不仅使中英关系向前迈进了一步,而且在两大阵营极其对立的条件下在中国同西方大国之间开辟了一个外交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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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详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20—133页。

澎湃新闻: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在西方国家尚未承认新中国政权的情况下,英国为何率先于1950年1月就承认了新中国政权?潘兴明:这并不奇怪。从历史上看,英国也是率先承认苏联的,在承认两个社会主义大国方面都拔了头筹,这绝不是出于偶然。丘吉尔的一句话具有典型意义,他说“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因并不是要表达恭维之意,而是要获取便利。”
如果从获取便利的角度来说,英国作此决定是很自然的。

事实上,同美国建立正常关系的想法从未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脑海中泯灭。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第一次主动而明确地做出愿与美国缓和紧张关系的姿态,从而导致了中美双方关于解决滞留在对方的人员回国问题的会谈。1955年春,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宣布: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这次讲话直接促成了此后长达15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由于美国政府当时无意放弃其敌视、孤立和遏制中国的政策,5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未能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但是,周恩来所采取的行动代表的是一种具有远见的政策。在1956年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周恩来指出:“中国同其他国家扩大接触,是从我们愿意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包括美国在内,而不排除任何一个国家的立场出发的……就是对于美国,我们也一样具有同它友好的愿望。我们认为,中美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争端,不应该成为阻止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障碍。而且我们还深信,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终有一天会使两国人民重新通过各自的政府互相联系起来。”32

  1949年之后,英国和台湾政权之间一直保持联系,在台湾淡水还有个英国领事馆。1950年中国要求加入联合国,英国一直采取“骑墙态度”,一方面赞成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面又不赞成驱逐国民党当局,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追随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这是中国方面坚决不能接受的。直到1970年5月,英国在此问题上一直不愿意做出改变,这是中英关系走向正常化的最大障碍。  至于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为何采取“骑墙态度”?其实在台湾问题上,英国的自身利益并不是很突出,更主要是顾忌到和美国的关系。到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为止,英国站在美国一边,阻挠中国重返联合国,对于美国等国提出将中国重返联合国问题列为“重大问题”的提案,英国一直投赞成票,这就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需经联合国大会2/3以上的赞成多数票,才能获得通过。而中英走向正常化的契机,正是在美国调整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出现积极变化之后发生的。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在战略安全方面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是,防止美国继从北部边疆威胁中国之后,又从南部边疆威胁中国。通过1954年春举行的日内瓦会议,周恩来运用外交手段,出色地完成了这项重大任务。

澎湃新闻:1950年代英国承认新中国和1970年代英国与新中国建交,前后两个时期英国对华态度大不相同。在对华政策上,英国追随美国亦步亦趋起于何时?潘兴明:1950年代英国承认新中国和1970年代英国与新中国建交的前后两个时期,英国对自己的国际定位不同。我们知道英国的世界霸权到二战结束还勉强保持着,英国收复了在二战中被占领的殖民地。但之后,非殖民化的大潮汹涌而至,随着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相继独立,英帝国走向解体,英国的国际地位随之衰落。当时到1950年代上半期,英国还是觉得自己是世界一流大国,为维护风雨飘摇的英帝国还打了三场殖民战争。在朝鲜战争中,美国曾打算使用核武器,英国也立即表示反对,并无什么顾忌。  但是1956年中东危机中,英国在美国和苏联的压力下被迫中止在中东的军事行动,这让英国备受打击。之后不久,英国出台了一项政策,就是在军事上退出苏伊士以东,不再做支配全球的霸权国,就此放弃了作为世界一流大国的定位。所以,在承认新中国的时候,英国可以不顾忌美国的立场,就是因为还有世界一流大国的底气,但是在1956年之后,英国外交的独立性日趋减少,更多是考虑到美国的政策和立场,加以配合,将保持和加强英美特殊关系作为外交事务的首要优先事项。

16、29、31
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第5页、第241页、第250页。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很多西方国家并不承认新政权的情况下,英国率先于1950年1月公开宣布承认新中国,并紧接着与新中国开展了建交谈判,然而,中英关系正常化却经历22年之久。中英关系为何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就此问题,澎湃新闻采访了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潘兴明教授。